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拜登政府一手操弄的“全球民主峰会”粉墨登场,参会国家中,刚刚允许中国台湾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立陶宛赫然在列。就在“民主峰会”前夕,立陶宛同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价值6亿美元的信贷协议,并会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联合派遣议员对台当局进行窜访。

从领土面积(6.53万,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相当)和人口(280万)上讲,今天的立陶宛是一个小国,但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与明朝永乐大帝朱棣同一时代),立陶宛曾是当时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立陶宛的我行我素,与其历史自豪感不无关联。

虽然地理相邻,立陶宛与其邻国俄罗斯在文化上有诸多迥异之处。语言分支上,立陶宛语与俄语分属印欧语系的两个不同语族——波罗的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宗教上,立陶宛人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俄罗斯人的传统信仰为东正教。这些文化属性上的差异,决定了立陶宛人与位于其东方的俄罗斯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立陶宛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西方文明在东欧的桥头堡。

1610-1612年期间,波兰-立陶宛联邦甚至一度占领莫斯科,扶植傀儡沙皇。

立陶宛曾是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然而它并不是苏联的“创始股东”。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次年立陶宛宣布独立。此后的22年,立陶宛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这22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但立陶宛并未经历这一进程的洗礼。

直到1939年苏联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与德国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后,立陶宛方于1940年并入苏联。可以说,立陶宛苏维埃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外部动力大于内生动力。

1941年-1944年苏德战争期间,立陶宛被纳粹德国占领,直至被苏联红军“解放”;然而立陶宛人民可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是被苏联“占领”。此后,部分立陶宛人在密林中组建反苏游击队“森林兄弟”,抵抗至50年代才告消亡。

根据俄罗斯媒体统计,为巩固立陶宛当地苏维埃政权,1940-1953年苏联向中亚、西伯利亚等地强制迁徙了11-14万立陶宛人。

据现存的俄方档案显示,这些人是“民族主义政党的前成员、警察、宪兵、地主、工厂主、高级官员、军官、罪犯、从事反苏活动的人”,同时大量迁入俄罗斯等其他民族人口。

尽管苏联时期,立陶宛是苏联经济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20世纪40年代的悲剧始终是立陶宛人心中的隐痛,加上民众认为经济发达的立陶宛长期为较落后的其他加盟共和国输血,对此心怀不满。

在苏联末期“公开化”“民主化”浪潮下,立陶宛反苏情绪从暗流涌动变为火山喷发,于是,立陶宛在苏联解体前一年(1990年)即宣布独立,1991年6月成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首个独立国家。独立后的立陶宛,立法禁止镰刀斧头及红旗等标志,与曾经的苏维埃历史彻底决裂。

相较于经济和物质利益,观念和思想因素在立陶宛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主导性作用。前文所述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了立陶宛独立后必然选择“反俄、仇共、亲美、入欧”的政策,谋求融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进程是立陶宛的外交主线。

立陶宛并未加入由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反而于2004年正式加入北约和欧盟,成为西方阵营一员,在价值观、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亲美倚欧。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季莫菲·博尔达切夫认为,立陶宛由前亲美派的代表和散居在美国或加拿大的立陶宛人后代管理。这两类人的动机都是为美国利益服务,主动向美国献媚。同时,立陶宛从欧盟获得大量资助,且欧盟是其主要市场和外资来源,对欧盟的归属感和依赖性强,非常强调并突出其欧盟成员国属性。

因历史积怨深,立陶宛政府及民众有强烈的“仇俄、恐俄、反俄”情结。在近年的乌克兰危机中,立陶宛积极参加北约对俄罗斯的反击,致使该地区局势趋紧张,地缘风险有所上升。俄罗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11月24日发表题为《写的是北京,想的是莫斯科》的文章,认为立陶宛充当倡议的主要参与者甚至发起者,是希望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并得到华盛顿不会减少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存在的保证。对立陶宛来说,进程的重点在于得到美国的青睐。乔·拜登政府改变优先事项,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将美国的外交任务更多放在遏华上。立陶宛权力集团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在老生常谈的俄罗斯威胁论中加入一些更加迫切且华盛顿关心的内容。

博尔达切夫认为,在立陶宛加入欧盟后,立陶宛失去几乎 1/3 的初始人口,这些人作为永久的劳工移民迁往西欧国家。由于欧盟共同市场苛刻的条件,立陶宛的教育系统已经衰落,经济也相对消亡。伴随着新冠肺炎带来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并持续发酵,立陶宛在加入欧盟后所形成的经济业态因缺乏稳定性和过度的对外依赖而遭受打击,经济出现严重衰退,通胀高企,引发社会各界严重不满。

最近与邻国白俄罗斯的冲突,导致通过立陶宛波罗的海港口的国际贸易急剧减少。立陶宛还关闭了用于民用飞行的空域。由于这些行动,立陶宛当局希望通过对美国的忠诚和利用主权国家的地位承认与某些区域的外交关系换取利益。

2020年10月,立陶宛举行大选,中右翼的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成为最大赢家,取代了此前执政8年的中左翼政府。

10月26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主席兰茨贝吉斯(右)和代表该党的前财政部长希莫尼特出席新闻发布会。立陶宛中央选举委员会26日凌晨公布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反对党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在新一届议会中获得50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新华社发(阿尔弗雷达斯·普里亚迪斯摄)

法国24新闻台最近一篇名为《立陶宛为何成了欧洲头号国家?》的报道这样写道:“2020年10月选举中,中右翼保守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更加一致——由此带来的新政府变得对中国更加敌视。新总理希莫尼特任命的外长是兰茨贝尔吉斯,他的祖父是该国脱离苏联后的第一任总统,也是该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的代表人物之一。”

近10年来,立陶宛对华出口增长近9倍,达到3.16亿欧元,两国贸易额累计达到15亿欧元。但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数据,2019年中国并未进入立陶宛前10大贸易伙伴,欧盟、独联体国家是立陶宛主要贸易伙伴。从其进口产品架构上,立陶宛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矿物燃料、电机、车辆、药品、有机化学品、木及木制品、木炭、光学设备等,对中国的依赖并不强烈。

同时,虽然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以及日益频繁的政治往来提升了立陶宛对中国的认知度,但是并没有带来对华认知单向趋好的结果。

2018年起,立陶宛连续在国家安全威胁评估报告中把中国列为其国家安全威胁。对于立陶宛来说,中国是一个矛盾体:它既是自身经济发展重要的外在推动力,同时也是其欧洲价值观的挑战源。中国所能提供的资本与市场正是立陶宛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要素。然而,立陶宛是否会为了获取这些发展要素而放弃或转变其长久以来所遵从的产主义观念以及意识形态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立陶宛的意识形态中有较为清晰的“我们—他们”、“西方—东方”、“民主—帝国”的二元分野,“二元冲突”的思想在立陶宛的地缘政治观念中根深蒂固。在立陶宛的认知中,其与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之间潜在地构成一种对立、冲突的关系,且这种关系并不能被物质利益或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所掩盖。

因此,一种观点认为,通过经济联系来建构并进而影响立陶宛对华态度的方法,恐难在中短期内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塑造效果,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立陶宛政客自我悲情的表演还会引发多少轮大国博弈交锋,我们拭目以待。

张艳璐,小国对外战略的逻辑与偏好分析: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例———兼论波罗的海三国对华关系和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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